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实践阐释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原创性贡献

　　王奕涵

　　武汉大学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全方位、系统性价值支撑，其核心法理价值集中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平正义，这三者并非孤立的理论命题，而是内在关联、相辅相成的逻辑整体，是价值原则、价值立场、价值目标有机统一。这一核心法理价值体系，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深度转化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大环节的具体实践价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从理论理念走向制度实践、从制度规范走向现实效能，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法治建设真正服务于人民幸福、社会公正与国家发展。

 

　　“两山”高质量转化中个体能力建设体系探析

　　裴士军

　　宁波大学

　　摘要：人民群众中不同个体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质量转化的能力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专业技术问题，更是关涉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问题。当前全国各地“两山”转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同地区、不同个体发展生态经济的成效存在一定差距。个体实现“两山”转化的能力可以分为基本能力、内在能力和外在能力三个维度。一是基本能力：个体的生态认知、生态情感及生态价值排序的能力。通过广泛的生态教育与宣传，强化“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生态优先意识，这是提升“两山”转化能力的前提。二是内在能力：通过培养和发展基本能力而形成的实际能力，包括运用先进技术的能力、绿色发展的实践智慧和创新能力。数字赋能、技术下乡等手段可有效增强绿色发展能力。三是外在能力：外部环境提供的实现内在能力的资源和机会，包括政策制度、基础设施、金融支持等。党和政府需夯实生态共富保障，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偏远山区村民也能共享数字时代的红利。提高个体实现“两山”高质量转化的能力，可通过提升个体生态意识、增强生态实践能力、夯实生态共富保障等途径。基于此，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以个体“两山”转化能力的不断提高来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生态哲学

　　气候资本主义的“三重失败”

　　史　军，高　峰

　　暨南大学

　　摘要：气候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产物。气候资本主义寄希望于资本主义“自由的”市场、“先进的”技术、“民主的”政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却不修复导致气候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存在“三重失败”。首先，在生态层面，资本主义通过化石能源依赖与无限扩张逻辑，导致碳循环失衡，形成不可逆的新陈代谢断裂。其次，在经济层面，自由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内化环境外部性，碳交易与绿色消费等手段在实践中异化为资本积累工具，未能实质性降低碳排放，反而加剧全球环境不公。再次，在技术层面，技术进步受制于利润最大化逻辑，呈现出“杰文斯悖论”，即效率提升反而带来更高总排放，技术路径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气候危机。最后，在政治层面，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受制于选举周期与利益集团博弈，缺乏长期生态治理能力，甚至阻碍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上述多维度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未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发展。气候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失灵，现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不足以防止气候变暖以及其他环境威胁。气候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只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能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根本出路。

 

　　从“消声”到“复魅”：河流声音的技术规训及其生态现象学重思

　　徐知知，李映红

　　河海大学

　　摘要：在生态现象学的视角下，人们习惯以视觉“凝视”河流——捕捉其形态、色泽与流向，并由此建构认知与情感。这种视觉主导的感知方式，遮蔽了人们对河流声音经验的关注。现代性进程中河流声音所经历的“消声”与“复魅”之间的辩证历程考察的起点，是将源初河流还原为一种本真性的听觉场域——唯有回到这一场域，才能揭示声音在人与自然原初关联中所发挥的构成性作用，也才能理解河流声音何以在现代性中被遮蔽，又何以可能重新被聆听。但数据河流中的技术逻各斯将河流声音重构为可计算、可控制的“噪声景观”，完成对听觉经验的技术规训与秩序编码，从而造成河流这一自然声景渐趋沉默。寂静河流的悖论性现象表明，声音的消隐并非听觉的真空，而是隐匿着一种指向他者与缺席世界的听觉意向性，揭示了技术理性对自然主体性的遮蔽。因而，聆听河流作为抵抗性实践，通过现象学意义上的倾听与“共在”，在“寂声”中重建与他者的听觉联结，从而实现听觉存在的复魅。河流声音的变迁不仅是感官经验的演变，更是现代性中自然与人关系异化与重构的缩影;唯有通过生态现象学的聆听，才能超越技术规训，在声音的复魅中重启人与自然的诗意共生。

　　南亚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

　　“1619史观”VS.“1776史观”：全球霸权衰变视角下的美国史观之争

　　章永乐，林　梓

　　北京大学

　　摘要：美国国内“1619史观”与“1776史观”的对立，表面上是美国“文化战争”在历史叙事领域的延续，实则揭示了该国全球霸权衰落引发的深层认同危机。冷战时期，在苏联外部竞争压力之下，一种承认历史瑕疵、但坚信美国的制度拥有无限自我修正能力的“渐进完善”历史叙事成为精英共识框架，新政自由主义的实施与通过全球扩张带来的红利缓解了国内的阶级与种族矛盾，使得这一叙事获得了广泛认同。然而随着后冷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变迁，两党建制派维系的“渐进完善”的希望图景失去了物质基础的支撑，从而为左右两翼的激进叙事提供了挑战空间。尽管“1619”与“1776”两种史观在价值指向上势如水火，但二者均偏离了建制派的“渐进完善”叙事。美国国内在历史叙事上的“镜像对立”，将使得决策者在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时，受困于非黑即白的身份政治逻辑，失去战略灵活性与政策连续性，在国际舞台上不可避免地面临道德感召力的衰减。

 

　　经济学

　　算力资本化：算力入股的理论证成、现实风险及其制度因应

　　徐浩宇

　　厦门大学

　　摘要：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加速演进，不仅使算力成为技术风险与制度风险的汇聚载体，也推动其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被正式纳入公司资本制度的议程之中。归因于算力资源权属结构的复合性、基础设施架构的高度技术化与价值波动的多层次性，算力入股在现行制度下呈现出权属确认困难、价值认定不清与责任边界模糊等结构性风险。当前关于算力要素资本化的制度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权利基础不清、作价机制缺位与出资程序不完备等现实约束，但立法与监管层可在厘清算力权能类型的基础上，补足支撑算力确权、评估与交付的一体化规范体系，并为之匹配对应的程序规则与责任机制。通过对算力权属、估值与交付等关键环节的制度重塑，可推动算力资源在资本体系中实现合法性、可计量性与可治理性的稳固落地，为算力要素的价值化释放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视角下企业数据出资制度的构建

　　胡元聪，魏于凯

　　西南政法大学

　　摘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发展方式由“物本优先”向“物人协同”转变，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阶段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企业数据出资具有物本投资与人本投资的二元属性，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公司资本制度层面的重要实践，有助于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好相适应，在促进数据价值创造的基础上实现更为公平的数字财富分配。企业数据出资作为创新的投资活动与数据流通范式，需要体系化的制度框架为其提供保障，目前还面临诸多困境：在数据选取规则方面，出资数据的选取范围与选取标准模糊不清，出资数据的质量状况难以保障，且存在损害个人信息权益或公共利益的风险;在评估作价规则方面，股东间自主作价方式面临合理性质疑，第三方评估方式存在机构评估能力缺失、资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且数据采集、清洗、标注等环节的人力成本难以核算，数据要素在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等方面的人力资本增值收益易被忽视;在股东出资规则方面，出资数据的交付方式、权属转移登记等出资履行问题亟须明确，数据出资违约情形下股东出资相关责任体系尚待完善。对此，应当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协同的基本路径，一是明确界定出资数据的选取范围，兼顾个人信息权益保障与数据经济价值释放;确立出资数据的质量标准与业务关联属性，确保数据出资的有效性与公司资本充实，在此基础上健全数据选取规则。二是明确公司股东的评估主体资格、规范专业机构的评估资质管理，形成公司股东与专业机构协作的数据评估作价机制;结合数据特质调整传统方法的计算参数或考量依据，将投资于物的有形投入与投资于人的无形贡献纳入统一核算框架，优化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等数据评估作价方法的适用，在此基础上完善评估作价规则。三是明确出资数据的交付可采用移交存储载体、执行数据迁移、共享API数据接口等方式，并依法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同时，优化股东出资相关责任体系，规范股东出资违约责任、发起人连带补足责任、董事催缴出资责任的适用程序，在此基础上完善股东出资规则，从而搭建起企业数据出资制度的整体规则架构，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潜能，为实现基于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作出贡献。

 

　　构建“消费—民生—内需”主导的强大国内市场

　　——以破解“资金空转”难题为靶向

　　侯启缘¹，肖　艳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¹，清华大学²

　　摘要：近年来，在宏观调控政策持续积极刺激下，货币流动性得到释放，但从具体指标来看，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问题尤为突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共经历四次空转，其原因分别为影子银行扩张与非标套利、同业链条扩张与同业理财套利以及票据与结构性存款套利。本轮空转开始于2021年，与之前更多表现为金融性的空转相比，本轮空转的“发展中逻辑”尤为突出：在既有的“投资—基建—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中，政府与国企聚焦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需求更多依赖于海外市场而非国内居民消费，随着基础设施饱和、海外不确定性加剧和生产成本上升等经济现实的转变，长期积累的发展惯性集中爆发，债务性、消费性和生产性梗阻相继发生，政策刺激释放的流动性缺乏实体承载。由此，需要构建“消费—民生—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民生为导向的容纳财政重构、信心重塑和市场重振等三大板块的有效政策组合。以期系统地解决本轮资金空转问题，提振经济动能。

 

　　从“工厂法典”到算法：资本控制劳动的范式转换与逻辑演进

　　佟奕瑾¹，骆　笑²

　　吉林大学¹，浙江大学²

　　摘要：从“工厂法典”到算法控制，体现了资本控制劳动范式的根本转换与内在逻辑的深刻演进。算法并非简单地取代“工厂法典”，而是在继承其规训内核的基础上，通过“技术的制度化”与“制度的智能化”，实现对劳动控制的协同与超越。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剩余价值榨取趋于“超精准化”，劳资关系在技术赋能下被扭曲与固化，资本意志由此获得数字化具象。算法控制最终突破了“有形工厂”的物理边界，构建起“无形平台”的数据围栏，推动控制逻辑从“身体规训”迈向“认知殖民”，实现了对劳动场域与劳动者认知的全域渗透。面对此挑战，如何构建与之适配的数字劳动权益保障体系，成为亟待回应的现实议题。

 

　　海外民族志

　　具身性、整体性与生成性

　　——海外民族志的知识生产特征

　　何　明，罗艺丹

　　云南大学

　　摘要：具身性、整体性、生成性是民族志知识生产的鲜明特征，海外民族志概莫能外。在海外民族志知识生产中，具身性表现为研究者置身异国体认研究对象国家的体制与社会文化;整体性表现为研究者在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理念下尽可能呈现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状态的完整性;生成性表现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跨文化对话中生成可通约性理解，以及二者跨文化互动经验文本化过程中的知识创新与意义生成。在知识生产全球化时代，海外民族志作为认识“世界社会”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文本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断点续传”：中老泰铁路节点廊开—万象“空间修复”研究

　　——基于人类学的调查和理论

　　朱凌飞，张　娜

　　云南大学

　　摘要：中老泰铁路在老挝万象与泰国廊开之间的连接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成为道路基础设施“空间修复”中的“断点”。这一“断点”不仅是物理连接的缺失，更是多重历史逻辑、地缘政治、多主体利益相博弈的具象表现。尽管铁路贯通被“悬置”，但泰国边境社会却基于强烈的内生发展需求，在物流、旅游与投资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主动的“连接实践”，这些实践本质上是中老泰铁路沿线社会借助跨境道路基础设施开展符合自身需求的经济、社会与地理“空间修复”。这种修复是一个持续、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基础设施意义上的物理联通，更意味着通过突破原有空间与结构的限制，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进行重构。从空间修复视角对跨境基础设施的研究，为解读“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连接与分隔、发展与控制、希望与风险提供了理论参照。

 

　　邻近庇护与社区的再领土化：中老铁路沿线地方治理研究

　　苏世天

　　厦门大学

　　摘要：以中老铁路为代表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对沿线地方社会的空间产生深刻影响，这为重新审视庇护政治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跨国基建项目和老挝政府的多级治理机制推动了基层社区的“再领土化”，在解决征地问题的同时以发展的名义创造了新的国家治理空间。另一方面，在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和基层社区能人通过积极调用地方性知识、亲密性话语与微观人情策略，维系了基层政治团结。由此，因铁路建设而引发的治理变革以“邻近庇护”的形态显现。“邻近庇护”强调了积极利用地方性知识作为政府合法性转译的工具，同时通过亲密性叙事来重建政策沟通的地方情境。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的“再领土化”正表现为其作为庇护节点的生成过程。“邻近庇护”机制为理解东南亚地方政治韧性与跨国基建安全提供了新的微观视角。

 

　　法治中国

　　公平竞争审查竞争导向原则的体系重构

　　王　潺

　　暨南大学

　　摘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效性困境源于原则体系的缺失。在缺乏明确原则指引的情况下，现行审查主要承袭行政法的控权逻辑，该逻辑基于纵向央地分权明确、横向市场与政府二元界分清晰的理想化假设，与地方政府事权边界模糊、深度介入市场竞争的现实不符，导致审查流于形式化。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视角观察，该困境源于公共领域产权的客观存在及其在发展中形成的制度性路径依赖。对此，应当构建以竞争为导向的公平竞争审查专属原则体系，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从顶层制度设计注入竞争基因，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用竞争机制维护竞争公平。竞争导向原则体系包含三个层级：竞争基础地位原则构成价值根基与检验标尺，保证竞争政策的优先性;竞争适配原则作为核心方法，要求政府采用市场化手段实施干预;程序公正原则提供程序保障，强化审查的公开性、商谈性与充分说理。三项原则形成有机整体，共同推动公平竞争审查从审查规则向竞争机制的制度转型。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下可转让单证的创设与实施路径

　　张晓君,吴卓恒

　　西南政法大学

　　摘要：《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的通过，打破了可转让单证制度长期局限于海运提单的海陆二元格局，首次在所有运输方式中确立统一规则。NCD作为一种新型可转让单证的制度构造及其落地难题。公约创设NCD采取“最小共识换取最大效能”的立法策略，借助功能触发与双轨制架构绕开物权属性定性，通过交付请求权、处分权、索赔权及切断抗辩机制塑造规范内容，在不改变既有运输公约的前提下实现可转让性赋权。这种绕开策略虽降低了缔约门槛，却将单证性质认定的概念分歧从条约谈判阶段延后至国内适用阶段，导致法系差异下解释碎片化、双轨制下持有人权利落空、银行与承运人接受度不足等多重困境。需要从国际、国家、地方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国际层面以软法工具弥合解释分歧，国家层面通过国内规范配套支撑NCD的落地适用，地方层面依托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践先行先试提供实证样本，由此推动公约落地，NCD能够有效实施。

 

　　1949—1954年间的国家权力横向配置

　　张隆淇，李树忠

　　中国政法大学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权力配置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盖因《政府组织法》和《政协会议组织法》担负着创制国家机关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等方面的任务，故而不能将其定位为传统的宪法相关法或组织法。《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政协会议组织法》共同确立起1949—1954年新中国政体的制度规范体系。在《共同纲领》宪制中，议行合一而非民主集中制是该时期的国家权力横向配置原则。议行合一的形态经历了“议行一体”向“议决行执”的转变，旨在强调代议机关的优越地位与执行机关的高效执行职责。《共同纲领》宪制中的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结构是以享有高度集中权力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中心，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由内向外依次排序，紧密度依次变弱的格局。这种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结构的目的在于巩固新生政权、确保国家稳定。但因为不能很好地与各国家机关的自主性相结合，该机制最终也逐步发生改变。

 

　　社会学视野中的农业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的三重机制

　　——以中老农业合作为中心

　　何海狮

　　云南大学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实践也得以持续向海外跨境传播。中老农业合作案例生动呈现了由边民、企业和国家共同编织的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的三重机制。中国边民依托血缘和地缘网络，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激发老挝边民的发展共鸣，体现并最终达成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中国农企则作为现代农业技术的承载主体，通过合作种植与当地民众构造发展共同体，成为发展共赢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传播者。国家以“顺势而为”的实践策略，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多元现代化理念，促成中国式现代化与当地社会的有机嵌合。三个传播主体紧密联结，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南方持续书写发展新故事。

 

　　农业产业化中的差异化合约及其运作逻辑

　　梁　伟

　　北京工业大学

　　摘要：农业产业化合约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重要基础。差异化合约是公司与农户之间借助异质性权力配置与治理方式构建的合约关系形态，在实践中表现为松散型、博弈型、动员型和管理型等类型。农业合约唯有在控制权集中配置与多元治理方式协同下，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合约控制。差异化合约为理解农业产业化合约实践提供了新视角，并对提升农业合约稳定性具有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第一，农业产业化需要在结合地方实际的基础上匹配合约关系，以此改善农业产业化合约的实践效果;第二，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不断提高合约控制程度，一方面要持续优化合约控制权结构，以在制度层面为合约关系稳定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并构建多元一体的合约治理体系，以此提升农业产业化合约的治理效能;第三，农业产业化发展应注重构建稳定平衡的利益分配格局，促使多元主体能够共享发展红利进而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基于此，农业产业化发展才能更具韧性。

　　文化交流互鉴

　　第三审美空间：17—18世纪“西形中饰”外销瓷的文明互鉴启示

　　周云倩，彭雨玥

　　南昌大学

　　摘要：17—18世纪“西形中饰”外销瓷是中西跨文化审美共创的重要历史样本。欧洲以功能规范提出定制需求，中国陶瓷工匠通过技艺转译与视觉调适，实现器用功能与东方画意的有机融合。这些瓷器既契合欧洲的使用习惯与审美偏好，又作为物质载体向欧洲传递东方文化情调，成为“可感的中国”的具象呈现。该历史经验揭示：跨文化协作应在核心环节形成必要共识，同时为非核心领域保留弹性空间;跨文化传播应重视情感共鸣;文明互鉴的本质在于通过对话、创新与升华，孕育新的文化形态与文明价值。